文：叶德宗博士

在圣诞节的崇拜仪式中，歌声优美、悦耳动听的圣诞诗歌是不可或缺的，如《普世欢腾》、《平安夜》、《美哉小城，小伯利恒》和《听啊！天使高声唱》等，均是圣诗。

广义而言，我们仅在圣诞节期间才颂唱圣诞诗歌，且几乎每一位都乐意地高唱。然则，自去年的圣诞节到目前为止，间隔了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没唱圣诞诗歌，即使是购物商场、电视和广播台也不过在圣诞节的一个月前，开始播放圣诞歌曲，因此，严格地说，我们听圣诞诗歌也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但购物商场、电视和广播台播放的圣诞歌曲中，有者包含与基督信仰相背的内容，或仅是一些没有深度的应节歌词和旋律，这是我们选择应用前，要格外注意和区分的事项。

那，我们为何会年复一年，每隔一周年地唱圣诞诗歌呢？

就音乐性质而言，格式简单的歌曲能帮助会众牢记音乐内容。旋律易唱，能让较无音乐背景的会众吸收得快；在舒适的音域中，能激励会众投入歌曲的旋律，重复的旋律能助会众减少学习负担的压力。从歌词的分析来看，圣诞节圣诗歌词的焦点是在救主降生的救恩之意义，故含有丰富的圣经救恩内容、阐明上帝对人类的伟大计划。严谨的歌词能表达救主降生带给人类新的希望，因此，圣诞诗歌有很深的生命感染力。查究各圣诞诗歌的起源历史时，不难发现，以十九世纪之前成就的作品居多。

这值得深思：为什么不属于圣诞节的圣诗，不能像圣诞节的诗歌般流传长远？

一般教会所走的现代城市路线，是否难以融入“古老”的圣诗，不符合现代教会的形像？难道当今信徒对圣诗的音乐和歌词难以产生共鸣，因而搁下圣诗？或是，圣诗太古老，信徒不懂得“操作” ，对他们而言，圣诗就如随身听（Walkman ）般“古老”和落后了 ？

圣经早已记载“圣诗”（Hymn）这词汇。诗歌的形式始于旧约，如摩西之歌（<出埃及记>15章和<申命记>32章）、底波拉和巴拉之歌（<士师记>5章）、<诗篇>、马利亚之歌（<路加福音>1章）和西面之歌（<路加福音>2章）等等。

初期教会有 Ephraem、Hilary of Potiers 和 安布罗斯（Ambrose）这三人，他们被称为教会诗歌之父。中世纪的格列高利圣咏（Gregorian Chant），可随崇拜仪式的每一个环节和节期而编排；这时期也编汇圣诗集。来到改革时期，马丁•路德鼓励会众唱德国圣诗（German Chorale），因此，新的圣诗不断涌出。十六世纪，加尔文的韵律诗篇（Metrical Psalms）也在教会崇拜时应用。

十八世纪，英国出了圣诗之父——以撒•瓦特斯（Isaac Watts），他不赞同唱韵律诗篇，因歌词完全摘自<诗篇>。圣诗内容很重要，即要符合当今时代所需，也要使唱者能经历上帝的大能和能在崇拜时尽显敬拜上帝之意。当时，卫斯理兄弟也写圣诗，圣诗内容围绕着教会年历的主题。十九世纪，不少作者在美国出版许多圣诗，如Albert Bayly、Fred Pratt Green、Martin Franzmann、Gracia Grindal、Thomas Troeger和Timothy Dudley-Smith等等。美国这时期有了白人和黑人的灵歌圣诗。二十世纪以后，世界各地有许多虔诚的基督徒不断写圣诗。华人圣诗作者，如贾玉铭、赵君影、苏佐扬和赵紫宸等人，写了不少中文圣诗。圣诗旋律也注入了各族本土的音乐元素。

圣诗之所以能存留到现在，是因教会的崇拜仪式仍继续使用，以圣诗赞美上帝和向上帝祷告。会众唱圣诗是一种超越灵性的经历。当会众唱圣诗时，能贯穿信徒的心灵，使信徒们合一。会众唱诗的举动，是间接彼此对唱、彼此教导和扶持，属灵生命就得着激励、启发、更新和得以巩固信心。

圣诗的诗词是先贤经历上帝作为和能力的属灵生命结晶，先贤们藉着圣经和生活，认识上帝的属性；藉着认识圣经的教导，以诗的形式写下歌词，涵盖普世观。当信徒歌唱时，就能产生属灵生命的共鸣，这是诗词应有的生命力、文学价值和价值观。

当然，使用率是决定圣诗生命衍生的程度和流行的地域。学习圣诗是实际的途径，如圣诗研讨会和圣诗研究等，能产生更多圣诗的解码文章与其发展的潜质。各教会每一年唱圣诞圣诗或圣诞颂歌（Christmas Carols），能为圣诗或颂歌增值。

除此之外，旧歌词谱上新曲，能使圣诗换来新的生命。新的旋律能让会众学习和经历歌词属灵生命的教导，更重要的是，能认识独一无二上帝的属性。圣诗合唱编曲也能向会众传递新的圣诗或较少接触的圣诗，会众唱的圣诗范围就能渐渐扩大。举行圣诗赞美会也能促使圣诗流行和鼓励会众在圣诗赞美会中乐于歌唱。

圣诗有生命力，不在于以其使用率来衡量，锁钥是歌词能清楚表达上帝的属性和真理的教导，广泛渗透人们生活各层面之需。

故此，一旦有信徒颂唱圣诗，圣诗的功能就显得格外有力，成为见证上帝大能、彼此相互激励的生命管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