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年会的日子(上)

文:李祖国(年会会友领袖)

年会选举年,写在年会服侍的观感

今年,华人年议会第四十五届议会适逢会长和各部部员选举年,本来是很有“看头”的,但受新冠病毒威胁而蒙上阴影。原定四天的会议改成三天,没有邀请贵宾,副代表和观察人员也免了。虽说新常态的世界为广大人群提供线上会议的选项,但以线上会议主持这限定三百五十人参与的年会,必定是困难重重。

感谢主,因国内疫情受控,行管令日渐放宽,年会筹委会向执行部建议:实体会议照旧进行,选举则打破先例,采用电子技术;总之,为保护会众避开感染变种新冠病毒的风险,我们将两手准备,以防万一。整个年议会的主轴,是选出下一届的新会长和教会的领导班底,为主发光当盐,扩展神国。

很多人对我说,你已进入年会,就是卫理公会的高层了!我会时时审慎,避免陷入“虚荣”的陷阱。但自身位于高层倒是事实,因年会是卫理公会最高的决策组织。在教会当领袖,位阶越高,责任越大;同理,会友领袖是所有会友的仆人。

我在年议会的启蒙教育

我在年议会服侍的开端,可追溯自1978年,我当时担任北中教区青年团的团长,有幸曾和我敬爱的方中南会督一起开会。老人家很和蔼可亲,对我们年轻人关爱有加且循循善诱,我们在他身边获益匪浅。

可惜,不是每个长辈都如此宽容。有一次,在某场会议中,大家检讨出某个项目不尽理想,负责项目的年轻人谦卑地说:“我们在学习中,请大家包容。”在座的一位教区长严加斥责,表示“年会不是学习的地方,要学习就留在牧区,年会要的是尽责的领导人”。这番严厉的批评,震慑了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小伙子,这番话从此烙印在我弱小的心灵里!现在回想起来,这牧者的话多“误人子弟”啊!

平心而论,过去八年,我当了两年的年会副会友领袖和六年的年会会友领袖;在年会和总议会服侍的过程中,我仍无时无刻地恶补和学习,以弥补经验和知识不足之处。经历的事多了,个人对年会各事工的进展了然于胸,这里就提出几个要点。

复兴乡镇教会,刻不容缓

来自牧区的人,眼光自然停驻在地方上的视野。若年会领导层能上情下达,下情上达,跟牧区无缝接轨,自是好事。年会各部事工管理的范围覆盖全国各地,所以,年会领袖必须具有宏观的思维和心胸,摆脱牧区的山头格调,奋力建构“卫理一家”的联属教会,让城乡牧区联线,彼此分享资源和扶持。

两年前,年会察觉某些乡镇教会常年累月地往城市输送年轻人,自身却入不敷出,陷入没人又没钱的窘境,进而在老化和萎缩中,举步维艰……城市教会可“坐享其成”,应伸出援助之手,协助弱小教会迈向复兴之路,刻不容缓啊!尽管如此,城市教会不一定是一片荣景,我们的下一代也大量流失,教会出现接班人断层的危机。以西马基督教卫理公会华人年议会为例,大部分在教会活动的年轻人,都来自东马的砂劳越;西马的年轻人去了哪里?

神学教育——栽培全职同工

年会领袖必须了解国情国策、看重教会整体发展的策略和蓝图、洞察潜伏于教会的危机、应对国内外宣教/布道的机遇和挑战、支持神学教育和栽培人才、正确对待教会和社会舆论监督的机制、勇于成为主耶稣的见证人等等。若各层面的领袖装备不足、各种资源和办事的优先秩序错置,教会就无法在社会和国家中发挥应有的领导方向和影响力,我等只能束手兴叹!

纵观全局,吾会严缺全时间的教牧人员,导致应届的神学毕业生和还没修完本科的神学生过早接受派司。若这些新鲜传道人在没有资深者指导(coaching)的情况下,“单枪匹马”地到任,如此仓促的牧会事工恐怕会事倍功半,得不偿失。

因此,栽培德智兼备的神学讲师,是百年树人的策略项目。卫理公会在马来西亚神学院提供的讲师,至今仍寥寥可数。若后续无人,卫理公会的传道人,以后将受训于其他宗派的讲师;年会还得加把劲。没有神学知识份子督促和把关,我们如何理性回应这世代种种迷思、混乱、荒谬和不公不义之事。难怪基督教界在我国的公共舆论空间一片空白,这岂非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social responsibility)吗?

年会行政遇阻

再看回年会内部行政遇阻的问题。年会要处理的事项很棘手,如为卫理幼儿园注册、税收课题、在商业楼宇设立的教会难以合法、圣殿外面不能安顿十字架、产业注册特别是购买福音车(极少官员了解卫理公会不受“公司法”管辖)等等。这些看似“芝麻绿豆”的大小琐事,常让牧区和年会领袖伤透脑筋。只可惜,教会和政府机关之间缺乏沟通的桥梁,官员不积极协助教会解决累积已久的陈年问题,进度异常缓慢。教会欲在短时间内清除弊端,甚至一劳永逸,可谓力不从心啊!

下一篇将陆续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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