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的“红包”文化

会友篇

华人农历新年是游子返乡、与亲友共度佳节的大日子。春节有不少优良习俗，值得回味和保留。这里不妨谈一谈大家一直欲言又止，抑或难以启齿的教会现象，即红包文化。

派红包，是华人在农历新年期间的习俗之一。派红包，是将祝福传递给接收红包的一方，这本是一桩美事。当然，教会的弟兄姐妹也会以化妆的祝福——红包，送给牧者。举凡一些庆典（过年、结婚和家庭礼拜等等），或教牧因接受派司而迁移、退休，甚至主持丧事等等，所有由牧师主持的活动，会友一般都不吝于包一封红包给牧师，以示谢意。然而，当这些举动过于“泛滥”时，也会惹来不少争议。有者认为，牧师行使份内工作，怎能接收额外的“收入”，甚至会认为，这有“行贿”的嫌疑，或对牧者形像大打折扣，有损良牧风范。

其实，我曾听说有些独立教会的牧者，习惯为“提供的服务”设定收费的做法，让会友和非会友面对不同的价格待遇，致使一些教外人士误以为牧者有如民间传统葬礼的道士/“南无佬”一样，是按“服务内容”收费，或收取红包。

平心而论，牧者是否能接受红包呢？倘若弟兄姐妹给得乐意，对于这些馈赠，牧者当然也可以乐意接收啊！何必让牧者当得那么沉重呢？<罗马书>8章28节说明：“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而且，“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罗4:4）给红包无大碍，但这里要处理的，是观念问题；正是教会对观念的问题处理不当，才导致教会的名声受损。

在新加坡生活久了，就我所见所闻，这里可以新加坡的华人教会为例：

一般上，牧者在外处理份内事，不能接受会友的红包，因牧者每个月的收入已涵盖这范围的工作。教外人士给予爱心红包，或应节而给的红包，甚至对外证道的讲员费等额外收入，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馈赠，牧者得在教会行政上申报，并将相应的金钱奉献给教会。教会领袖和执事也有责任提醒会友，避免让红包的“小事”绊倒教会的牧者（或其他人）。牧者有义务以身作则，树立良好的形式作业，成为他人典范。因此，有效的申报机制有助于牧者向教会上级/执事呈现良好的问责文化，如传道/协理向主理申报，主理可向教区长/会长报备等等。牧者行使健全的牧职之责，让标准流程（standard protocol）透明化，既对他人有良好的交待，也无后顾之忧了。

当每一个教会持份者（church stakeholders）¹ 理解自己的一小步能协助建立教会的良好风气时，就能进而巩固教会对外的形像，使外界得以看出和欣赏教会的文化。

西马卫理公会华人年议会牧者是如何处理教会的馈赠/红包文化呢？有请《亦师亦友》的新搭档——刘立章牧师分享对这课题的看法。

郑汉华

新加坡卫理公会武吉班让堂会友

牧者篇

派红包的文化似乎有悠长的历史，若要追溯也很难去考证其由来和意义。正如丧礼的帛金文化，随着时代变迁也有不一样的诠释。现代普遍的诠释多半带有迷信色彩，派红包有如新年的“压岁钱”、能招来好运等等。不过，我比较喜欢解释为长辈给晚辈的祝福。

在我国北部以福建人居多的区域里，长者会送一封“见面”红包给初见面的孩子。初来的我不解，后听师母解释，我才知道有这种文化。当地派红包的风气随后发展为有报答和感恩之意，凡举结婚、丧事、退休和家庭礼拜等等，家主都会给来帮忙的亲友和工作人员红包，这些都是谢恩的实际举动。我还见过会友不单给牧者，连主席、司琴和负责音响者等人，都会一律给一封小红包“意思意思”。

在这种大文化的趋势下，牧者主持丧礼/婚礼时，难免会给人以为牧者就像民间的道士或“南无佬”收费了，尤其是以非信徒居多的家庭。据我所知，马来西亚的教会没有禁止或规范这种馈赠的形式。不过，卫理公会的《法规》（2016年版）第1512款，在殡葬礼文中提及：“如果死者为其教会会友，牧者可以，或不接受其酬礼金”；英文版则注明：“The Pastor shall not accept an honorarium for this service if the deceased was a member of his parish”。中文的翻译似乎模棱两可：“可以”，或“不要”礼金，即二选一，就看牧者的选择。但英文版是清楚表达“不要”。这也让人疑惑，牧者协助非会友办事，是否非“份内之事”？牧者可接受非会友的酬礼，只因非会友平时没“份”奉献和供养牧者吗？

我曾帮过一间友宗教会处理丧事，当地无全职牧者，每个星期都邀请外来讲员证道，丧事也不例外。这间教会的领袖就嘱咐丧家一定要准备红包。其实，牧者的心态很重要，虽然对非会友没有问责的机制，但牧者是服侍上帝的人员，随时会影响教会的形像。所以，不管有没有酬礼、对方是不是自己的会友，都不应该成为自己服侍的指标，甚至在看出对方赠送红包的举动失真时，自己必须及时解释。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教会情况有些不同，若进一步探讨，势必会触及薪金制度问题。新加坡以“高薪养廉”闻名，但马来西亚各行各业打工者的薪水数目普遍追不上通膨速度，牧者的薪金一般上处于较低，或中低等水平（当然亦有少数高薪者）。虽然年会牧者的薪金制度近年有改善，但亦有不足之处，比如给予师母和孩子的津贴不增，反而删除。这项改革只利于单身的牧者。

此外，城乡每间教会的情况各异，未必能补足已成家的牧者之生活津贴；从牧者单身到结婚再到生儿养女，生活津贴的数字仍千篇一律。一人一口粮和三四人一口粮其实有很大的分别。有些牧者的原生家庭较富裕，个人要求不多那还过得去；一些牧者得勒紧裤头但求恩典够用，红包文化其实在此发挥了实际作用。

我觉得，红包文化从长远来看未必是好事，毕竟牵涉到教会前景和牧者的形像。但事实上，红包也许能让不少牧者感受到自己承蒙上帝垂顾的属灵经历。表现太“清廉”而拒收的牧者，有可能会失去应得的祝福。我在此不只顾虑到本宗和友宗的同工，更多是为退休牧者着想。

依个人拙见，牧者可以接受红包，但要小心处理，懂得分辨情况。会绊倒人的红包不收、不收来自清寒家庭的红包（即使对方强塞给你）；牧者亦可包另一封红包回赠，满足文化真谛又显体恤之爱。牧者应善用金钱，管理好财务，若自己和家人有所缺，理当补足所需；若丰盛有余可奉献出去，或另行处理。卫理宗牧者应竭尽所能，活出吾会会祖——约翰•卫斯理的精神：“我赶快将其（钱）奉献出去，免得它进入我心。“I throw it(money) out of my hands as soon as possible, lest it should find its way into my heart.”因红包文化而过奢侈的生活，不应该发生在我们身上。

刘立章

亚罗士打堂主理牧师

About Post Author

damien

See author's pos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