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年会的日子（上）

文：李祖国（年会会友领袖）

年会选举年，写在年会服侍的观感

今年，华人年议会第四十五届议会适逢会长和各部部员选举年，本来是很有“看头”的，但受新冠病毒威胁而蒙上阴影。原定四天的会议改成三天，没有邀请贵宾，副代表和观察人员也免了。虽说新常态的世界为广大人群提供线上会议的选项，但以线上会议主持这限定三百五十人参与的年会，必定是困难重重。

感谢主，因国内疫情受控，行管令日渐放宽，年会筹委会向执行部建议：实体会议照旧进行，选举则打破先例，采用电子技术；总之，为保护会众避开感染变种新冠病毒的风险，我们将两手准备，以防万一。整个年议会的主轴，是选出下一届的新会长和教会的领导班底，为主发光当盐，扩展神国。

很多人对我说，你已进入年会，就是卫理公会的高层了！我会时时审慎，避免陷入“虚荣”的陷阱。但自身位于高层倒是事实，因年会是卫理公会最高的决策组织。在教会当领袖，位阶越高，责任越大；同理，会友领袖是所有会友的仆人。

我在年议会的启蒙教育

我在年议会服侍的开端，可追溯自1978年，我当时担任北中教区青年团的团长，有幸曾和我敬爱的方中南会督一起开会。老人家很和蔼可亲，对我们年轻人关爱有加且循循善诱，我们在他身边获益匪浅。

可惜，不是每个长辈都如此宽容。有一次，在某场会议中，大家检讨出某个项目不尽理想，负责项目的年轻人谦卑地说：“我们在学习中，请大家包容。”在座的一位教区长严加斥责，表示“年会不是学习的地方，要学习就留在牧区，年会要的是尽责的领导人”。这番严厉的批评，震慑了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小伙子，这番话从此烙印在我弱小的心灵里！现在回想起来，这牧者的话多“误人子弟”啊！

平心而论，过去八年，我当了两年的年会副会友领袖和六年的年会会友领袖；在年会和总议会服侍的过程中，我仍无时无刻地恶补和学习，以弥补经验和知识不足之处。经历的事多了，个人对年会各事工的进展了然于胸，这里就提出几个要点。

复兴乡镇教会，刻不容缓

来自牧区的人，眼光自然停驻在地方上的视野。若年会领导层能上情下达，下情上达，跟牧区无缝接轨，自是好事。年会各部事工管理的范围覆盖全国各地，所以，年会领袖必须具有宏观的思维和心胸，摆脱牧区的山头格调，奋力建构“卫理一家”的联属教会，让城乡牧区联线，彼此分享资源和扶持。

两年前，年会察觉某些乡镇教会常年累月地往城市输送年轻人，自身却入不敷出，陷入没人又没钱的窘境，进而在老化和萎缩中，举步维艰……城市教会可“坐享其成”，应伸出援助之手，协助弱小教会迈向复兴之路，刻不容缓啊！尽管如此，城市教会不一定是一片荣景，我们的下一代也大量流失，教会出现接班人断层的危机。以西马基督教卫理公会华人年议会为例，大部分在教会活动的年轻人，都来自东马的砂劳越；西马的年轻人去了哪里？

神学教育——栽培全职同工

年会领袖必须了解国情国策、看重教会整体发展的策略和蓝图、洞察潜伏于教会的危机、应对国内外宣教/布道的机遇和挑战、支持神学教育和栽培人才、正确对待教会和社会舆论监督的机制、勇于成为主耶稣的见证人等等。若各层面的领袖装备不足、各种资源和办事的优先秩序错置，教会就无法在社会和国家中发挥应有的领导方向和影响力，我等只能束手兴叹！

纵观全局，吾会严缺全时间的教牧人员，导致应届的神学毕业生和还没修完本科的神学生过早接受派司。若这些新鲜传道人在没有资深者指导（coaching）的情况下，“单枪匹马”地到任，如此仓促的牧会事工恐怕会事倍功半，得不偿失。

因此，栽培德智兼备的神学讲师，是百年树人的策略项目。卫理公会在马来西亚神学院提供的讲师，至今仍寥寥可数。若后续无人，卫理公会的传道人，以后将受训于其他宗派的讲师；年会还得加把劲。没有神学知识份子督促和把关，我们如何理性回应这世代种种迷思、混乱、荒谬和不公不义之事。难怪基督教界在我国的公共舆论空间一片空白，这岂非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social responsibility）吗？

年会行政遇阻

再看回年会内部行政遇阻的问题。年会要处理的事项很棘手，如为卫理幼儿园注册、税收课题、在商业楼宇设立的教会难以合法、圣殿外面不能安顿十字架、产业注册特别是购买福音车（极少官员了解卫理公会不受“公司法”管辖）等等。这些看似“芝麻绿豆”的大小琐事，常让牧区和年会领袖伤透脑筋。只可惜，教会和政府机关之间缺乏沟通的桥梁，官员不积极协助教会解决累积已久的陈年问题，进度异常缓慢。教会欲在短时间内清除弊端，甚至一劳永逸，可谓力不从心啊！

下一篇将陆续有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