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的隐喻》——聆听是出路

文：王有仁牧师

听的暗喻

Art comes from joy

and pain…… But mostly from pain.

Evard Munch(1863-1944)

人类被赋予言语/文字思考的能力，藉文字的创见，开拓意义与知识的世界。可是，吊诡得很，人类也能藉文字的思考（去掉真相、去掉意义）——言语/文字不是用来揭示，而是掩饰；折射出偏见。言语/文字能载道，也能载假；它能建立，也能荼毒思想。

Susan Sontag是犹太裔美国人，拥有尖锐、犀利、捷疾的睿智与文笔，在文化评论界享有独到的评论见解，尤其是其两部评论文集——《反对阐释》（Against Interpretation, 1964）和《作为隐喻的疾病》（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 1977,78）享誉文化界，其到位的批判能力备受肯定。本文将推荐其文集《疾病的隐喻》，这书在文化评论界遐迩驰名。

这批判文集不是专业讨论种种疾病的源由，而是抽丝剥茧，揭示疾病已在各类诗词、小说、宗教和政治等说词里，套上隐喻的贬意论述。疾病本身已脱离医学论述的范畴，在修辞学范畴里形成偏见的诠释。疾病已然从名词转化成形容词，跟上天的谴责、道德的龌龊，或伤风败俗、种族病/非我病源体（non-us pathogen）等划上等号（页43），不一而足。总之，疾病不只为患者带来生理的疾痛，还轻易地被消费、被歧视、被乱套标签，转换成不负责任的道德论述，或政治不正确，形塑思维的传染病，以讹传讹，使病患者承受伤口被撒盐的沉重悲痛。这种隐喻的精神病态，历古不衰。

作者Susan Sontag本身是癌患者，她抗癌期间，深深体验到疾病已被赋予黯黑隐喻的恐惧阴影（参页107-112）。当然，着墨较多的是过往谈之色变的瘟疫，如麻风病、霍乱病、肺结核和天花等等，当然也触及跟性有关的艾滋病和梅毒。这些病因不可知，传染迅速，危害生命，都轻易染上神秘莫测的色彩。人性对于说不清、道不明的噩运，擅于将其妖魔化，牵强附会地套上莫须有的诬蔑罪名，甚至成为有心人公然进行道德说教，或宣传政治正确的审判用语：

（有些人种被定义为）“高危群体”，这名词听起来不偏不倚是官僚机制的用语，致使那种以疾病来判定共同体腐败的陈旧观念得以复活（参页141）。

作者也引用一些古藉，探析人性从未泯灭的劣根性，即把各种疾病冠上“外来疾病”的称呼，如梅毒对英国人来说，是“法国花柳病”；对巴黎人来说，是“日耳曼病”；对日本人来说，是“支那病”（Chinese Disease；页142）。

上述论点对我们而言，并不遥远和陌生。这起肆虐全球的大瘟疫已一年半载，可它不仅是棘手的公共医学事件，也成了政治博弈的隐喻，甚至使道德公审变异。令人心寒的是，非科学的说词竟然成为压倒性的舆论，导致一波又一波的“种族歧视是病毒”（racism is virus）的反击言论席卷社媒舆论；疾病隐喻的受害者，戳破道德至高者荒腔走板的论调——疾病隐喻的变异。作者的论点，一语道破隐喻解读的错谬：

疾病暴露出道德的松懈或堕落，

也是对这种松懈或堕落的惩罚……

混乱或腐败也被根深蒂固

地描绘成疾病—页151

作者在本书结尾语重心长地道出隐喻解读的出路：“……要摆脱这些隐喻，不能仅靠回避它们。它们必须被揭露、批判、细究和穷尽。”（页184）我也在此论述加上神学观点，即疾病、伤痛和哀痛，必须化成真诚的哀祷，向上主大胆控诉、抗议、哀诉、申诉心里的不平……关于疾病的哀祷文，永远是痛疾者珍贵的资产，而非被消费的物品；因这些言语轻易牵制上主的心肠。

they cause us to think unthinkable

thoughts and utter unutterable words…

it is believed that enough power and

knowledge can tame the terror and

eliminate the darkness of folly.

God is listening. — Brueggemann, Spirituality of the Psalms, 29

“哀祷文促使我们思所不能思，说出无以言喻的言语……深信它拥有足够的力量和智能驯化恐惧，驱除愚昧的昏暗。”若人性对疾病的判断，只停留在“眼目”的歧视，会恶性循环地以狭隘的目光宰制他者的价值。除非转眼为耳地去聆听，看清自己观点的缺陷，才能放下成见去接纳、拥抱“异域”者。聆听是谦下、联结、接纳和拥抱的隐喻。惟有如此，言语/文字的思考面向就能摆脱偏差和扭曲，在知识的创见沿途上，绽放多姿的色彩。

本书作者是Susan Sontag（译：程巍；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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